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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22 13:4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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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廉•冯・施罗德(WilhelmvonSchroder,1640-1688年)在其1886年王室国库与赚钱之道)一书中,主张采取刺激奥地利经济发展的货币战略,要求采用纸币,为国王提供“一种无限的和水久的黄金与财政来源”。施罗德的著作连同贝歇尔1686年《论政治〉(PolitischeDiscurs)和霍尼克1684年奥地利富强论》(Oesterreichuberalles),构成了德国官房学派的三大主要作品。官房学派是重商主义的德国版本,特别关注领土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现象。其目标是通过旨在充实国库的财政政策和同样的金融措施,实现有效的和公正的管理,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社会积极的、家长式的干预。像其他重商主义作家一样,官房学派被指责为错误地混淆了货币与财富。货币不是财富,只是财富的衡量工具。一个人可以有很多钱,却是穷人,这就是所谓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形。施罗德认为,“这不是钱的输出和输入,而是不同贸易的平衡。造成一个国家富裕或贫穷的,并不是货币的输入或输出,而是贸易平衡状况。”施罗德的观点是错误的,这解释了奥地利为什么会被正在上升的英国用在了后面。事实上,施罗德是德国重商主义理论家中的佼佼者,他大为不同地支持贸易平衡理论。他支持自由贸易,将其视为“一个国家变富的主要的和最好的手段”。凯恩斯赞同施罗德反对其他重商主义者的观点,后者认为国民财富的积累是国家实力增长的一种方式。施罗德受到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年)关于社会契约与市民社会的观点和威廉・配第(1623-1687年)关于财政贡献、国民财富、货币供应、流通与速度、价值、利率、国际贸易、政府投资、尤其是充分就业之重要性等理论的影响。他还受到英国化学家罗伯特・波义耳(1627~-1691年)的科学观点和托马斯・孟(1571-1642年)关于重商主义的殖民主义在帝国建设中作出贡献的观点的影响。不幸的是,奥地利并没有实行施罗德的建议,而是诉诸于传统的增税途径和借款。在查理六世(171-1740年)统治时期,奥地利从其盟国借款,并出售主权债务给任何购买它们的人。18世纪上半叶走向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政策的重商主义改革,要求货币标准化以应对不断增加的货币损耗。玛丽亚・特里萨皇后(1740-1780年)引入了一种新的双金属币标准,除普鲁士外的德国所有地方都实行这种标准。奥地利硬币标准进一步提升为协定标准,在1858年前的一个多世纪时间里一直实行,为国际收支提供了便利。奥地利标准银与金的货币比率是15:1,有助于黄金流入银金比率为15.5:1的英国。由于萨利克继承法规定不许由女性作为王位继承人,所以让玛丽亚•特里萨有资格问鼎哈布斯堡王朝王权,成了奥地利继承权战争(1740-1748年)的借口。战事不断使奥地利面临着持续的财政问题。外国借贷暂时性地弥补预算赤字,但利息成本加剧了这个国家不可持续的财政状况的恶化。在查理六世执政期间,奥地利的债务剧增了三分之二,总数超过了5400万奥地利基尔德。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大量黄金被发掘后,白银出现了高溢价,这造成在黄金流入英国之同时,大量的欧洲银币流向美洲和东亚,尤其是中国。对于许多欧洲国家来说,转向金本位制颇具吸引力,因为它能为那些与黄金挂钩货币的借款人提供较低利率。为了给战争债务提供资金,玛丽亚•特里萨于1762年首次在奥地利历史上发行纸币,并同时保持硬币标准。维也纳城市银行,一家处理国家债务的银行,被选定为纸币发行机构。价值1200万基尔德的无息银行券受到国家税收的支撑,成为各种支付方式的法定货币。价值200基尔德及其以上的银行券可以以5%的利息换购帝国债券。但银行券与硬币标准并不挂钩。一开始,银行券对硬币轻微地溢价,但在随后年份中,银行券相对硬币的价值下跌,直到1811年银行券的价值固定在其面值五分之一数额的硬币。该年,“兑付与还款特权联合代表团”开始发行与硬币等值的纸币,其后“奥地利国民银行”于1816年、“享有特权的奥地利国民银行”于1825年和1863年间都效仿了这一做法。从本质上说,奥地利放弃了硬币,而采用一种基于国家货币理论的主权信用与法定货币的体制,后来,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纳普(1842-1926年)在其1918年的《国家货币理论》一书中闻明了这一理论。虽然奥地利以外的国家没有义务接受奥地利银行券作为其法定货币,但毫无疑问,这些银行券可以见票即兑付银币,所以银行券对银币甚至不时地会有1%到2.5%的溢价。银行券于1771年和1785年再次发行。178年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和1792年反法战争之后,奥地利陷入了严峻的财政困难。在对奥斯曼战争之前,公共开支已达到大约9000万基尔德,至1798年,突升至5.72亿基尔德。弗朗西斯二世(1792-1835年)选择印刷更多纸币的做法。随着纸币数量的迅速增长,由于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的作用,金币和银币逐渐稀缺。由于更多的纸币被一再发行,1800年至1806年间,通货膨胀达到了危险的高点。1809年《申布伦和平条约》强加于奥地利的赔款进一步恶化了通货膨胀。1810年,流通中的银行券数量超过10亿基尔德。1810年12月,政府强行暂停所有硬币形式的支付义务。仅仅三个月后,1811年2月20日,奥地利不得不宣布国家破产。银行券与银行券硬币以5:1的比率与交换券(也叫做“维也纳货币”)进行兑换。由于战争和1814年到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国库严重紧张,致使在银行券兑换成维也纳货币之后不久,有必要再次发行纸币。维也纳货币交换券的数量使得新发行纸币有必要称为“预期票券”,因为它们已涵盖了尚未征收的税收收入。
最近几年,美国一直允许美元汇率贬值以减缓高额负债的负面影响,同时通过压低国内外工资来缓解美国通货膨胀压力。但是,这种趋势不可能长久,因为其他国家的政府将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以防止本币相对于美元升值,影响在国际贸易中的出口竞争力。最终结果是没有制止了美元贬值,却导致汇率制度的剧烈变化。实际过程是,美元率先贬值,全球货币继而相对于美元贬值,购买力下降。全球资产和商品价格急剧上升是由所有货币购买力下降引起的,这种趋势将以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而结東。而汇率制度则依然正常运转特别是如果中央银行采用类似于宽松货币政策的措施,力图以此来抑制全球过高的资产价格和商品价格,例如,在市场即将进行矫正的时候向市场释放流动性,更是无法解决问题。

亨利•桑顿(HenryThornton,1760-1815年)在其经典著述《大不列康的纸币信用》(1802年)中提供了第一个关于间接机制的论述,指出银行所创造的新货币最初是通过扩大银行货款进入金融市场,通过增加可贷资金的供应,暂时使利率降低到低于新资本的回报率,从而刺激追加投资和贷款需求。由此渐次推动价格上涨,包括资本品的价格,抬高贷款需求,最终提高了利率,间接地使系统恢复到平衡状态。在19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古典学说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核心问题,是围绕着货币数量论如何应用于政府政策的,这种应用体现在其力图维持外部平恢复和维护金本位制。因此,货币数量论往往被引向对国际价格水平、黄金动、汇率波动和贸易平衡进行分析。它构成了重商主义的基础,而后者则通过该时期在制度上已趋于成熟的殖民主义,为大英帝国的经济结构打下了基础。但是,正是英国人发现,黄金的流动遵循了“格雷欣法则”,即劣币驱逐良币,从而故意高估黄金相对于白银的货币比率,造成黄金流入英国。重金主义者提出,通过控制狭义上的货币基础,就可以对货币存量或货而存量构成进行有效调节;部分准备金制度下对“高能货市”(银行行控制,意味着对货币供应的实质控制。高能货币即银行准备金的总额,通过商业银行借贷的货币创造功能,取决于流通速度的快慢,其数额可以数倍地增长。在金本位制下,银行存款准备金可以是黄金或钞票形式的。在1821年回归金本位制之后的30年里,英国政策目标的重点是维持固定汇率和黄金与英傍的自动兑换。但是,就“通货原理”,即现有混合货币(包括黄金与纸币)的扩张与收缩要与黄金储备成正比,是否足以防范纸币的过度发行,或者说是否需要另外的调控措施,通货学派(CurrencySchod)与银行学派(BankingSchod)之间爆发了论战。这场论战源于大英帝国迅速扩张给英供应所带来的扩张压力。更确切地说,英供给增加使得英国能够承担打造和维持一个全球帝国所需的巨大开支。通货学派的成员认为,即使是合法的完全可兑换货币发行过多,也会有不良后果,比如国内价格相对于外国价格上升、国际收支赤字、汇率下降、黄金外流导致黄金储备枯竭并最终被迫中止黄金兑换。当外部的黄金流失,与国内因害怕即将发生的货币贬值而引起纸币兑换黄金的恐慌相叠加,则黄金储备的流失往往加剧。因此,通货学派主张纸币与黄金的完全可兑换,外加严格管制纸币数量,以防止黄金流失的再度发生、汇率贬值和国内流动性的危机通货学派的担心在英格兰银行过去的行为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按照国际金融标准来看,这些行为有悖常理,且破坏稳定。这种破坏稳定论强调银行对黄金流出和汇率变动的政策反应上的时滞。国家银行所采取的措施无可避免地太少,又太晚,它只是加剧了在货币信贷过度阶段之后不可避免会出现的金融恐慌和流动性危机,而不是保护黄金储备。著名的1844年《英格兰银行条例》(现代用语)要求银行按100%储备金发行纸币,公然的财富保值胜于财富增值的倾向。通货学派还声称,货币代用品不能损害货币管制的效力。因此,如果纸币发行可以得到控制,就不需要明确地控制存款,理由是货币代用品流通速度较低,且在危机时期其替代价值趋于下降。到19世纪末,复本位制在美国已成为一个政治问题。美国西部新发现的银矿有效地降低了货币的价值。1873年,美国国会通过第四个《铸币法案》废除白银货币地位,缩减货币供应量,造成严重的通货紧缩,“银币政策者”将其称为“1873年恶法”,因为通货紧造成衣民拖欠固定利率抵押贷款,而与此同时农产品价格不断下降。183年恶法与200年次贷危机爆发时的情形在许多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美联储正在考虑设法降低大型银行使用贴现窗口带来的耻感,使其成币市场的“后卫”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在市场对12月11日小幅利率下出负面反应之后,美联储开始检讨自己向货币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的方法。果是美联储开始采用一种新的流动性工具,将贷款拍卖给银行。通过这方式,针对各种形式的担保,美联储可以向众多金融机构直接提供流动性,面不需要通过令人容易产生耻感的贴现窗口来实现。理想的结果是这种措施减行之间贷款的压力,帮助信贷市场回复到正常状态。由于担心对方违约,银行之间不愿意彼此借贷。在12月初的一次演讲中,美联储副主席唐纳德・科思(DonaldI.Ka说“银行的恐惧影响了直接借贷操作的效果,因为运用它可能被看做是他们需要应急资金的信号。耻感问题在英国更为严重,随着英国北若银行(NatemRock,又译:诺森罗克银行。一一译者注)受到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美国银行担心来自英国银行的开发基金会更为困难”。科恩说,不只是美联储,所有的中央银行都必须寻找新的方法来确保危机期间流动性支持工具的有效性。他指出“提高美联储贴现窗口的作用尤其重要,因为所有银行都能够利用这种工具对众多证券进行担保获得现金。只有少数一级信用的交易商通过主要的市场流动性工具一控制联邦基金利率的公开市场业务来获得资金,现在能够进行拍卖的担保品越来越少”。
减少人民制造货币的权力
罗斯福的无条件投降要求有其自身的逻辑。对罗斯福来说,不要刺激斯大林使其与德国单独达成和平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在一战中,兴登堡将军和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曾与新生的苏联在1918年初成功达成这种单独的和解,但它来得太迟,德军已来不及在美军抵达前将其部队西移粉碎英法战线。对于二战而言,斯大林已收复1939年苏联边界,如果此时突然退出战争,使德国东线部队转向西线,则盟军很可能水远不会赢得战争的胜利。此外,由于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距离1942年完成还有几年时间,而且当时其成功并未得到完全的保证,所以美国也急于让苏联向日本宣战,以减少美军预计中的严重伤亡。1947年6月5日,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演讲,概述了马歇尔计划的构想。遭受战争严重破坏的欧洲,刚刚从有史以来最严酷的寒冬中存活了下来。欧洲各国没有任何东西可售以换取购买食品和燃料的硬通货,面战后在大多数国家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政府,不愿也无力和无法采取保守的古典市场经济学家所主张的严厉的政策建议。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也为了阻止共产主义在西欧的可能的延,必须要采取措施。美国为欧洲提供了200亿美元的授助(相当于2008年的2000C美元)、但欧洲各国必须团结起来,共同拟定作为单一的合作经济共同体行动的计划。马歇尔也向苏联及其东欧盟国提供援助,但斯大林指责该计划是一个阴谋,试图在苏联传播市场资本主义,并拒绝参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苏联的拒绝,才使马歌尔计划在国会通过成为可能。1947年,美国的反共比苏联的反美情绪要强烈得多。在欧洲遭受战争破坏之时,美国却在1944和1945年获得了破历史记录的小麦大丰收。其国防工业为战争生产了196000架飞机,仅194年就96356架,及400多亿发子弹。仅在1943年,美国生产的商船载重达1900万吨,而战前是60万吨。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一倍,从1940年的不到1000亿美元,至1945年的超过2000C美元。企业利润也翻了一番,从1940年的60亿美元,到4年后的120亿美元。到1944年,美国能够花在战争上的费用,超过其此前和平时期的全部国民收人。超过500亿美元的租借商品被送到盟国,其中主要是英国,其次为前苏联。到战争结東时,美国国民收入增至三倍,达1980亿美元,在1939年是720亿美元。不像其他遭受战争严重破坏的国家,美国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使其国民心理对战争的恐惧大大降低。对于美国公众而言,战争意味着好菜坞战争电影中所描绘的繁荣和欢欣鼓舞的娛乐。从实际操作层面而言,美国在一战和二战中都非本土作战。来自这两次世界大战的积极的社会经济影响,使美国对未来的局部战争有一种轻慢心理,先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然后科索沃、伊拉克、阿富汗,然后又是伊拉克,也许还有不久后的伊朗二战一扫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已影响美国12年的经济不景气阴。罗所福新政期间,美国的最低失业率仍超过14%。在1945年,失业率已接近%。地区经济差距有所缩小。经济不景气的南部地区收到的国防合同的数量与其经济规模不成比例地多,其中包括近60亿美元的联邦政府资助的工业设施建设。战时联邦开支健生了高新技术制造业的“阳光地带”。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资料显示,在1929年,1%最富有的人拥有16%的国民收入,而在1948年,他们拥有的比例是8%。二战对美国财富和收入的均衡化有重大影响。但是,经济民主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在2007年,美国1%最富有的人拥有22%的国民收入。在1947年,最高的所得税边际税率是86.45%,而2008年仅为35%。在194年至1945年间,最高税率达到了94%。总之,在二战结東后不久,富人在美国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在捍卫民主的战争结東后不久,经济民主退步了。在国外捍卫自由的过程中,二战使联邦政府在美国社会中的干预作用扩增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战争结東后,美国联邦调查局从一个打击有组织犯罪的联邦机构,转变成了一个以保护自由之名经常侵犯广大民众公民权利的组织。思想政治迫害涉及社会各个阶层,甚至到政府的最高层,其顶峰就是马歌尔将军被指控为共产主义同情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欧洲列强被削弱了,不论是美国的盟友或敌人。这个曾为保护世界上的弱者和穷人而战的国家,在其伟大的平民主义倾向的领袖富兰克林•罗斯福去世后,放弃了“好的战争”的目的,在反对共产主义的名义下,转而支持维护战后西方殖民主义。因罗斯福去世而继任总统的杜鲁门,是一位缺乏安全感的领导人,甘心自己被丘吉尔操纵,不仅将共产主义看做一种邪恶的思想,而且将反共视为获取地缘政治好处的良机。它培育了美国“例外主义”的外交政策,并赋予这个年轻国家一种救世主似的使命感,在全世界推广民主和基督教价值观,包括那些大多数美国领导人无法拼读其名字、大多数美国公民在其日常生活中从未听说过的遥远地方。战后美国开始认为自己是上帝新选择的国家,并惊奇于自身的神圣完美。它将自已转变成“不可或缺的国家”的角色,将之作为霸权的正当理由。二战后对美国霸权的唯一挑战,来自其前战时盟友苏联,即后来总统里根所称的邪恶帝国。
从发行货币中发财
欧洲在过去几个世纪里起的时候,它的产业进步并非是在自由市场体系而是在政府支持体系之中取得的,后者通过国家银行系统提供了投资资本。有不可否认的证据表明,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它没有采取政府融资的产业政策,它就没有能够在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发展成为一个经济或者军事强国。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银行产生于荷兰。荷兰经济在17世纪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阿姆斯特丹威瑟尔银行(AmsterdamWisselbank),它成立于1609年,为的是向阿姆斯特丹市、荷兰省以及通过对独占性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注资而向贸易提供信贷。威瑟尔银行还负责铸造货币和货币兑换。在70年左右之后的1683年,它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可以向私人客户借款。所有的大笔支付都要通过威瑟尔银行,因此主要的金融机构可以很方便地与它开展银行交易。这样,它不仅处于一个俯览荷兰金融全局的位置,它还能够发挥稳定性的影响。它的作用完全是强化荷兰的国家金融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它不同于私人银行,后者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只要有机会就会去逐利。到了17世纪的中叶,以国家银行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贸易的扩大提供所需流动性的观念在英国获得了支持。信贷是资本主义体系中财富创造的种子这种认识正在得到人们的接受,这导致这样一种意识的形成,即如果有国家的支持,那么货币无需具有内在价值,即可发挥推动和润滑经济的作用。国家以法令颂行纸币,它最终以国民财富作为支撑,以此这主权债务或者说国家的债务资,从而为国家的目的尤其是战争提供资金支持,这样的观念逐渐为人们所认识荷兰的国家银行运作给了英格兰银行以启发,这家银行由苏格兰人威廉特森(WilliamPaterson)成立于1694年,资本金是120万英镑,以黄金作为担保,这笔钱同时贷给了威廉三世(1650-1702年)(供他与法国作战用),他因为1688年到1689年的“光荣革命”而与玛丽一起加冕为王,这场革命则标志着议会权力对绝对皇权的胜利。英格兰银行的资本家来自于私人投资者和借款人的辛迪加货款,作为回报,这些人可以持有政府公债,获得了经营国民银行的特权。这就是英国国家银行和国家债务的起源,这在绝对皇权下是没末必要的,因为在皇权制中,国君对所有的财高都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在战争和和平时期,英格兰银行管理着政府的账户,为公共开支提供贷款。它也像商业银行那样运作,接受存款并发行票据。约输•劳(1671-1729年)是出生于苏格兰的一位经济学家、赋徒、银行家和皇室顾问,他的名声来自于他在法国从事的两项非凡创举;通用银行和密西西比骗局。他在经济思想方面留下的遗产是两个主要的概念:价值的稀缺理论和货币的真实票据学说。劳因为参与了一场非法且致命的决斗而被逐出了英国,但他受到了法国官廷的欢迎,这是因为奥尔良公爵及路易十五年幼时的摄政王菲利普是他的朋友,对他颇为支持。虽然法国的财富超过了英国和荷兰,但在路易十四于1715年去世之后,法国的财政状况非常糟糕,原因在于法国忽视了以银行运作和信贷来撬动国民财富,因而摄政王迫不及待地接受了劳的建议,在176年建立了一家国家特许银行,这就是通用银行,它有发行纸币的权力。同时,劳还成立了密西西比公司,意在开发当时是法国殖民地的北美洲的路易斯安那地区。在获得特许后,劳以6百万里弗的资本金创办了通用银行,在这其中,他以现金的形式募集了150万,剩下的450万为政府债务,仅以面值的四分之进行交易。劳的通用银行根据授权发行了带息的银行券,它以白银偿还,见票即付。它很快就有了6千万里弗的银行券流通在外。法国政府要求各地的税收都要以通用银行的银行券进行支付,这为这些银行券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市场因为这些银行券支付利息,而且在付税时可以很方便地被接受,所以它们以溢出面值的价格出售,因而它消解了国家的铸币税(政府从铸造钱币中获得的收入,它是银币的币值减去银币中包含的白银金属的价值)并导致它流向投机市场。这是一个重大的失误,这是因为支付利息造成国家的银行券成为债务工具,与政府的公债没有分别,但却没有固定的到期日。为了开发北美洲的路易斯安那地区,劳获得特许组建了西方公司,对法属在路易斯安那持有的地块拥有25年的租赁权。作为回报,法国政府要求这家公司在这些地方至少安置6000名法国人和300名奴隶。这家公司还获得了种植和出售烟草的整断权。这家公司收购了塞内加尔公司,后者在两非开展经活动,从而获得了奴隶的来源。然后,它与法国印度公司和法国中国公司合并在一起,组成了印地公司,实际上垄断了法国的对外贸易。劳的通用银行后来更名为皇家银行,它与政府保持着比以前还要密切的关系,成为劳称之为“体系”的这种茎断组合的一个构成部分。在171年,印地公司以每股500里弗的价格发行了20万股股票。到了1718年,股价跌至250里弗。在1719年,皇家银行的银行券供应量大幅增加了30%。这家银行还购人了连续9年作为国家收税银行的权利。印地公司的股价接连翻番。由于市值增加带来了更多的金融权力,劳随即提出了一项计划来偿还令人讨厌的国债,这又是一个根本性的失误。为了赎回国债,皇家银行发行了支付3%年利的银行券。这些银行券可以被用于购买劳的印地公司的股票。这导致印地公司的股价在1719年8月升至每股5000里弗,到了8月份又涨到了8000里弗。对印地公司股票的投机变得非常瘋狂,这很像1990年代对互联网股票的投机。股票一转手就有90%的盈利。投机者一夜暴富,据说有个街头的乞丐就赚了7000万里弗。劳成了国际名人。他的女儿过生日时,教皇还派了一位特使前来祝贺。劳改信了天主教,还被法国王室任命为财政大臣。印地公司的股价在1719年年底达到了每股2万里弗的最高点。第二年的元月,皇室的两位亲王决定兑现他们手中的印地公司股票,导致了其他人的跟风。劳只得印行150万里弗的纸币,满足人们不断增加的现金需求。作为财政大臣,他规定持有超过500里弗的黄金或者白银是非法的,试图以此止住兑现的势头。为了鼓励出口并抑制进口,他对银行券相对于外币进行了贬值。尽管如此,印地公司的股价跌至了每股5000里弗。作为印地公司和皇家银行的老板,劳买进了股票和银行券,试图拉升它们的价格,但是,到了1720年的7月,他只得暂停所有的对外支付。在1720年的一次恐慌性挤兑之后,劳创办的这家票据发行银行从大获成功沦为彻底台,将法国和欧洲带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为法国大革命做了经济方面的准备。劳的银行骗局对法国影响深重,直至最近,法国的银行为了避免人们忆起劳创办的这家结局不幸的银行,它们往往会在名称上避开使用“银行”这个词,而基本上以“信贷”这个词来代替,比如说“里昂信贷”(银行)和“农业信货”(银行)。在英国,一个被称为“南海泡沫”的类似骗局在同一时间也破裂了,不过南海公司及其银行英格兰银行得到了政府以国家承担债务所进行的援教,国的民众承担了偿债的责任,议会控制了金融,因而恢复了这家银行的信誉法国的国民银行之所以败,原因在于它仅常反复无常的皇家信贷面非可的国家信贷支持。这次的惨败导致法国一直没有一个充分的银行体系,这种局面持续到拿破仑・波拿巴上台以后,为了使近乎空荡荡的国库充盈起来,他在1800年的元月28日将经常账户银行改组为法国银行,成为法国的首家国民银行。拿破仓三世在历史学家的眼里是现代独裁者的锥形,他被保皇派称为资产阶级分子的皇帝,被圣西门主义者称为社会主义者的皇帝,但他是现代历史上首批对中央计划的工业体系有过构想的人之一,他还发明了投资银行。在他的统治下,法国在1852年成立了动产信贷银行,专门为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在这之后还陆续建立了其他一些银行。虽然动产信贷银行在1867年倒闭了,但这些投资银行引导着储蓄成为运输、交通、农业和工业等领域的基本投资。农业信贷银行成立于1860年,它为法国农业实现从封建庄园向现代经济部门的转型提供着信贷。农业信贷银行最终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之ー,为欧洲最大的农业生产国提供资金支持。在1980年代的早期,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在1991年,它也位居第六。此后它与东方汇理银行(BanquedeIndoSue.)进行了合并。在1945年12月2日,银行和信贷产业被国有化,国家成为了法国银行和四家主要的储蓄银行的唯一股东。英国非常倚重英格兰银行,当它的许可证1781年续延的时候,它被称为公众的国库”。到了那个时候,英格兰银行还成为银行的银行,它要准备足够的黄金储备,用以兑付它发行的各种即期票据。到了1797年,与拿破仑一世统治下的法国的战争导致英国的黄金储备大外流,英国政府因而禁止英格兰银行以黄金偿付它发行的票据。这个“管制期”一直持续到了1821年。1844年的《银行特许法案》再次将票据发行与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联系在一起,它要求英格兰银行的票据发行账户独立于银行操作账户,每周提供一份被称为“银行汇报”的这两个账户的摘要,它直到今天还每周一次地公布。在这家银行成立后的第二个一百年里,央行运作的两个关键特征浮现了出来:1)对货币稳定的关注,这源于拿破仑战争期间大量发行货币导致的通胀;2)对金融稳定承担制度性的责任,这形成于19世纪中期的银行危机。这两个特征都建立在一个颇有争议的假设之上,这个假设就是长期的金融稳定取决于价格的稳定,它使得价格的波动无法成为管理经济的一项工具。在19世纪,英格兰银行还担任着最后借款人的角色,在几次金融危机期间成为银行体系稳定性的来源。在1900年代的早期,英格兰银行成为了统治阶级而非整个国家的工具。它能以促进资本形成的名义降低价格和工资,增加失业,甚至规定黄金的价格,从而保护这个国家从其全球帝国中获得的私人财富,而这些财富在其民众中间、更不用说在其殖民地之间的分配是不平衡的,它不仅能做到这些,而且也确实这样去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国债跳升到70亿英镑。英格兰银行对管理政府借款给予了帮助,它还抵抗着通胀的压力。与一个世纪以前与法国的战争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英国造成的金融成本追使英国货币与黄金脱钩了。1925年,英国曾试图恢复金本位制,不过却无功而返。1931年,在世界性的萧条之中,英国水远地放弃了金本位制。它的黄金和外汇储备被转移到了国库之中,不过对它们的日常管理那时和现在依然由英格兰银行负责。票据发行变得完全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不再受黄金的支持。自那以后,英镑就成为一种不可兑换黄金的法定货币。二战以后,在1946年,工党政府主导通过了《英格兰银行法案》,将货币政策权转至英国财政部,英格兰银行也据此而被收归国有。这家银行随即成为政府的银行,通过税负垫付向政府提供货款并通过发行金边债券安排主权借款。在财政部的指示下,它协助实施政府的金融和货币政策。它还被给予监督银行体系方面的广泛法定权力,其中包括对商业银行实行监督,而通过贴现市场,它是这些银行的最后借款人。英格兰银行一直都是英国财政部的顾问银行、代理银行和债务管理人。在二战期间以及战后的数年里,它代表英国财政部对汇兑实施着管理,对各种借贷进行着限制。1930年代反萧条的放松银根政策在二战后的英国一直延续了下来,而在1960年代,英国的货币政策开始受到1959年发表的《拉德克利夫报告》的影响,这份报告得出的结论是货币政策应该优先控制货币体系的流动性而非体系中的货币量。报告没有认为货币量不重要,而是认为只要对流动性有适当的控制,货币量就会自行得到调节。在外部政策方面,这份报告支持实行汇兑管理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规定的固定汇率,认为这种安排缓解了具有完全可兑换性的固定汇率制与国内货币政策灵活性之间的固有矛盾。布雷顿森林体系认为资本的国际流动既无必要也不可取,它也清楚地知道固定汇率制与解除外汇管制势不两立。随着战后的各项金融管制规定逐渐地得到了解除,英国就愈发需要积极主动的货币政策,1970年代和1980年代早期的高通胀也为政策转型提快了化剂。货币目标在1976年被引进,在1980年代的早期得到了强化。事实证明它们作为政策的唯一指导是不可靠的,但尽管如此,货币主义者们还是达成了一个共识,即价格稳定被视为本身就是可取的,是可持续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通货膨胀被认为是增长停滞和其他社会成本的唯一原因。米尔顿・弗里德曼断言通胀在任何地方都是一个货币现象;如果不采取恰当的货币措施的话,通胀就无法得到适当的控制。通胀被认为不止是对于财富具有破坏性,长期而言它也会造成失业。因而,以失业对付通胀的一个理论上找到了。经济学家们会告诉企业的管理人员,现在就解雇工人吧,否则通胀随后会迫使你这么做的。这种应对通胀的方法所产生的后果是一种新的现象,它被称为滞胀,即通胀率和失业率一起上升,这是因为生产者为了象补销售量下降造成的收入减少而提高了价格,因而稀释了货币的购买力,同时它们为了削减成本以弥补利润率的下降而解雇了工人。失业随之导致消费者开支的减少,迫使企业为了弥补销售量的下降而解雇更多的工人并提高价格,从而形成经济进一步下行的压力。在1970年代,英格兰银行在英国的因为滞胀造成的银行危机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它在1980年代也是如此,当时,货币政策再次成为英国政府政策的一个核心部分。英格兰银行迟至1997年5月才成为一家央行,在那个时候,英国政府让这家银行承担起制订利率的责任,达成政府规定的通胀目标这是“大爆炸”之后的十年好日子。“大爆炸”是指英国政府1989年10月2日对伦教的证券市场放松金融管制,它与美国1975年的“五月天”有得一比,它们都导致了一个新时代的出现,这是一个佣金浮动的时代,是金融服务运用计算机技术和先进的通讯设备实现广泛多样化的时代,它标志着金融业朝着单一的世界金融市场迈出了一大步欧洲的汇率机制(ERM)是当时的欧共体所建立的一个固定汇率制度,意在使成员国彼此之间的汇率维持在一个固定的区间以内。建立欧洲汇率机割的目的是为了稳定汇率、控制通胀(通过与强大且稳定的德国马克相挂钩)和促进欧洲内部的贸易。它还有进一层的目的,那就是加强欧洲的世界贸易与美国开展竟争,创建所谓的“欧洲合众国”,为欧元这个欧洲单一货币制度莫定基础英国于1990年10月以2.95马克对1英镑这样的中心平价加人了欧洲汇率机制,这是一个高估了的汇价,意图在于对英国经济造成压力,从而迫使它降低通胀率;确定这样一个汇率的目的并非是为了制度化英国的相对国际竞争力。英国人之所以坚持高估英镑,他们的自尊可能也是一个原因。这种选定的汇率,或者说针对欧洲汇率机制成员国所要求的任何一个固定汇率,事后证明是误入了歧途,因为它在没有实现经济统一和单一货币的情况下,试图获得各国经济分开却使用单一货币所带来的好处。在加人欧洲汇率机制的23个月里,即从1990年10月到1992年9月,英国遭受了60年里最严重的一次衰退,国内生产总值减少了3.86%,失业人口增加了120万,达到285万人。据估算,实行欧洲汇率机制的固定汇率给英国造成的代价总计高达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3.3%。权益值为负数的抵押房货的数量增加了两倍,达到125万笔的峰值,企业破产数也升至每年超过25000家。英国的约翰•梅杰政府试图平衡政治与宏观经济两个方面的考虑,但要支撑无法支撑的汇率”,要防止自由交易的英镑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贬值它的努力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如果英国没有为了维持英镑无法长久的汇率而损失了约82亿英镑,那么它本可以避免预算赤字、增税、公共开支削减和不受欢迎的燃油增值税。国民医疗服务制度方面的开支本可以在12个月里翻一番还不止。退出欧洲汇率机制使得英国经济不再遭受持续的通货紧缩,而且这为它随后所经历的非通胀性增长奠定了基础。这也使得英国的货币政策不再受限于维持汇率这个唯一的目的,从而有助于以一系列理性的货币政策推动经济扩张。就在欧洲汇率机制成员国为了防止汇率滑出所允许的区间之外而被迫维持着相对较高的真实利率之时,英国则享受着从较低的利率中获益的自由。香港在过去的5年里一直面临着相同的问题,除非港币不再钉住美元,否则它就无法从经济危机之中恢复过来。在不再实行钉住汇率制之前等待经济复苏,这就像是等待死亡来治愈传染病一样。在任何一个时候,货币的适当汇率应该是这样的汇率,它能使经济将以下两者结合起来方面是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性资源的充分运用,另一方面是国际收支同时实现的均衡。过高的汇率会导致贸易赤字和国内的失业,而低工率会造成外汇的过量储备并引发国内的通胀压力,进而会产生泡沫经济。因,在全球金融市场不受监管和国际金融架构以美元霜权为基础的情况下,每个国家都必须保有调整其货币对外价值的能力。在当前的国际金融架构下,坚持在死板的限度内实行固定汇率制就是自找经济灾难。欧洲汇率机制是一个过渡性的制度,一且欧盟着手推行以欧元为形式的单一货币,这个制度的种种问题最终便得以消解。尽管如此,欧洲中央银行解心于反通胀,这在继续造成着它与欧元区各国经济的货币政策需要之间的冲突。在不受监管的全球化市场这样一个变化迅速的经济环境中,能够促进充分就业和外贸平衡的汇价将会频繁地波动。为了防止国内经济和对外贸易通受冲击,国家银行必须对投机性波动予以反击并对汇率进行管理。不过,这并非意味着要采用欧洲汇率机制中的那种固定的、不变的汇率区间。各国央行之间行汇率合作的最佳策略是将短期的稳定和长期的最大灵活性结合起来,这与定汇率制的效果是相反的。在欧洲汇率机制中,因为英国的利率由于汇率固定而钉住了德国的利率所以英国无法利用降低利率来应对它不断上涨的失业率和不断下滑的经济增长率。英国最终决定英镑退出欧洲汇率机制的固定汇率制的原因有二:英国无法控制利率,还有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遭人质疑的独立性,这些都是英国重要的考虑因素。两德的统一放大了欧洲汇率机制的结构性缺陷,这是因为当时的西德向德大量注入资本,这造成新近统一的德国经济中出现了通胀压力,导致德意志联邦银行采取预防措施提高了利率。与此同时,欧洲各国尤其是英国的经济正在处于衰退之中,无法按德国的要求提高利率。利率之间的这种不一致在1990年代的早期凸显了英镑汇率的高估。欧洲汇率机制和欧洲货币单位(ECU,欧元的前身)一起,构成了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基础。欧洲汇率机制使各国货币相对于欧洲货币单位有一个中心汇率,这反过来又使这些货币彼此之间生成中心汇率。欧洲希望这个机制有助于稳定汇率、促进欧洲的内部贸易以及控制通胀。欧洲汇率机制允许各国货币在围绕着这个中心汇率的上下限所构成的区间内波动。1992年,若干国家的货币除非经济崩溃否则就无法维持在其区间以内,欧洲汇率机制因而瓦解。在9月16号,当天是星期三,几个因素一起发展到了顶点,这导致英国退出了欧洲汇率机制,让英镑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自由动。黑色星期三成了这样的一天,在这天,对冲经济大索罗斯冲进了英格三银行,在一天里就卷走了10亿美元,最终共卷走了20多亿美元。英格兰銀行花掉了400亿美元,但依然未能抵御住投机者对英榜固定汇率的进攻,这之后,英镑被迫离开了欧洲汇率机制。意大利的里拉也离开了,西班牙的货币比塞塔则被迫贬值。为了遏制德国的通胀,德国必须提高利率,但是,德意志联邦银行作为一家占据主导地位的地区性央行如果真的完全独立于德国的政治经济利益,它就不会采取这个政策了,因为整个欧洲都在强烈要求降低利率。德国的短期利率自1988年以来一直在上调,在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应对两德于1990年统一之后出现的国内通胀压力之后,短期利率继续上涨,到1992年的夏天达到了近10%。因此,正当英国需要反周期地降低利率的时候,德意志联邦银行却抬高了利率,导致英国在欧洲汇率机制的联动下陷入更深的衰退。这是欧洲汇率机制的根本性问题一一固定汇率与各成员国因为经济状况不同需要不同的利率水平之间的冲突。因为英国处于衰退之中并因此需要实行低利率,所以钉住德意志联邦银行利率的英国利率成了英国经济的绊脚石。在1997年,英国政府宣布它打算将货币政策的所有执行责任全部都转交给英格兰银行。这家银行因此也成为一家“独立的”央行。不过,代表政府管理债务的责任被转给了英国的财政部,英格兰银行的监管功能则交给了新成立的英国金融服务局。德国拥有活力盎然的银行运作传统,它可以追溯到15世纪和16世纪富格尔家族经营的巨大货币借货网络,还有这之前14世纪德国北方汉萨同盟所要求的有限的银行业务。德国的首家商业银行1619年在汉堡成立。吉偌银行直持续到它在1875年被国营的帝国银行所吞并。到了1800年代的早期,法兰克福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控制下成为银行业的一个中心。实际上,罗斯柴尔德这个姓氏源于这个犹太家族历史上早期在其法兰克福的住宅前门的红色盾牌。他们的银行业王国很快从法兰克福扩张到伦数、那不勒斯、巴黎和维也纳。1871年1月18日,俾斯麦在凡尔赛宫宣告德意志帝国的成立。另有几个重要的德国银行相继建立了起来,有些现在还在以某种形式存在着,尽管德国由于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被征服而曾经出现过政治上的中断。直至1870年代以前,对德国海外贸易的金融监管几乎完全由伦敦的银行来进行。神圣罗马帝国之下的独立公国这样一个历史结构对于德国的统一是一个障得,自然这也阻碍了德国国家银行的出现。1870年在柏林建立的德意志行是一个转折点。颁发给它的许可证指出,这家企业的目的是“从事一般眼行业务,尤其是推动和促进德国、欧洲其他国家以及海外市场之间的商业关系”德意志银行的创办人们意识到,为了让德国的对外贸易独立于英国的银行中介,为了确保德国的商业在国际市场上有稳固的地位,德国的银行和信货体系的组织构造存在着需要迎头赶上的差距。在早期的岁月里,要做到这一点相当地困难,这是因为德国当时没有金本位制,以各种德国货币制作的汇票在国际市场上既不为人知,也无人欣然接受。德国在1873年实行了金本位,这些困难随即不复存在。德意志银行在德国海外贸易的集地(不来梅和汉)建立了分行,在伦敦开办了一家代理行,因而在积极推进它的民族主义目标方面取得了成功。后来,柏林的其他一些股份制银行,特别是贴现公同银行和德累斯领银行,都以德意志银行作为自己的榜样。尤其是在过去的十年里,柏林的各家股份制银行在将其利益触角伸向海外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德国的银行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中遭受了最大的损失,这部分是因为它们是后来者而成为典型的高买低卖综合症的牺牲品。德国的中央银行是德意志联邦银行,其总部位于法兰克福。它是依据公法成立的联邦企业,也与联邦银行监管局一样执行着监管的功能。它的权限由《联邦银行法案》这项专门的法律来规定。在1998年12月31日以前,德国只有德意志联邦银行才有权发行纸币和硬币,它还承担着通过调节货币的供应量和德国经济所能获得的信贷量来维持本国货币稳定的任务。在1999年的元月1日,随着欧洲共同货币欧元的启动,德意志联邦银行的这个独享的权利被转给了欧洲中央银行。去年4月2通过了《综合金融服务监管法》之后。德国的金融监管局于当年的5月1日成立了。以前负责银行监管、保险监管和证券监管的各个部门的职能被整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单一的国家监管机构,对及整个金市场的银行、金融服务机构和保险公司进行着监管。这个部盖了消贵者保护和信付能力监督的所有关键职能。这个新成立的德国金监管局旨在对德国作为个金融中心的稳定作出宝贵的贡献,并且提高德国金中心的意争力。金融监管局是一个联邦机构,受公法的管,求于联邦改部,因是一个法人实体。它的两个办事处分别位于波思和法兰克福。金管2700家左右的银行、80家左右的金服务机物和70多家保公司送行监管。德意志联邦银行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中央行,它是次中央行(ESCB)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家央行参与完成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各项工作,其基本的任务是维持欧元的稳定,它还确保国内外的各项支付活动有序地进行。它成立于1957年,是由德意志国家银行和各地区央行所组成的双层银行体系的唯一后继机构。在当时,各地区央行是法定的独立实体。从1948年6月20日德国开始使用马克起,直到德意志联邦银行的成立,在这期间,央行体系中的这些机构共同承担着对于德国货币的责任。由于德意志联邦银行成为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一部分,因而日益显见需要对它进行重组。这家银行的组织结构现在已经根据4月30日生效的《德意志联邦银行法案第七修正案》而作出了改变。德意志联邦银行的决策机构是执委会,它通常在法兰克福召开会议。它的组成人员是主席、副主席和另外六名成员。它的任务是指导和管理德意志联邦银行。执委会负责制订组织法规,确定各项职责如何在执委会各国成员之间分配,决定哪些工作需要委派给各地区办事处去完成。执委会的成员全部都由联邦共和国的总统任命。主席、副主席和另外两名成员由德国联邦政府提名,其他四名成员则由联邦参议院在与联邦政府协商一致后提名。直到不久以前,德国最大的五家银行分别是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西德意志银行、德国商业银行和巴伐利亚联合银行。1994年,法兰克福通过激烈的竞争赢得了让欧洲货币机构(EMI)建于该市,它是目前的欧洲中央银行的前身,随着欧元的引人,它于1999年元月起开始在法兰克福运作。在这之前,德国的德意志联邦银行是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央行,它在金融文献中被称为“BUBA”。从各方面来说,德意志联邦银行之于欧洲一如美联储之于美国;事实上,美联储是这家战后德国央行的楷模。德意志银行和德累斯顿银行之间拟议中的合并将不仅改变德国而且改变整个欧湖的金融格局。这次拟议中的合并受到了两个因素的推动。一是各家银行都相心电子商务会导致已经在不断下降的零售业务利润进一步地减少。二是这内家银行都想扩大规模,好与美国银行在利润率较高的投行业务市场上开展全球性的竞争。这次的拟议合并是在步沃达丰公司收购曼内斯曼公司一一它是德国出现的首次恶意收购一一的后尘,这样的交易预示着德国的企业文化正在改变。互联网和电信泡沫的破裂令人们对这类合并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德国大企业之间复杂的交又持股体系看来正在解体,这增加了有些大企业人外国人之手的可能性。这两家银行的举动标志着它们意图从零售银行业务转型,对许多德国银行来说,这类业务业已证明是无利可图的。在互联网泡沫破裂以前,德意志银行曾计划每年对互联网风险企业投资高达10亿欧元。在1998年,德意志银行以100亿美元收购了美国的信孚银行,目前的结果只能说喜忧参半。在沃尔克执掌美联储之前,自1930年大萧条之后的新政以来,美联储的历史性偏好是相对重视就业创造和经济增长而不是价格的稳定。欧洲中央银行继承了德国人对通胀的恐惧,这源自这个国家在上个世纪里所经历的恶性通胀,所以欧洲中央银行现在依然执著于反通胀。大部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都认为,德国这个欧元区经济增长的引擎是这个地区经济衰弱的根源,它受到了三个被此关联的问题的困找,即两德统一带来的通胀压力,与欧元之间不具争力的兑换汇率和抵制结构改革的政策惰性。然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将会要求彻底放弃德国经济结构的历史和文化本质。欧洲中央银行的政策导向与其成员国政府相左,后者希望它在经济出现下滑时放松其严格的赤字规定。欧洲中央银行决心表明它独立于欧元区的政治现实,但这么做正在阻止它成为欧洲经济复苏之中的一支建设性力量。央行无所作为、行动迟缓的典型错误现在已经传染到了西方世界的三家关键央行;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和英格兰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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